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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纪委对该县民政局职工石海全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这事本身并不特殊,但随后的处理情况,引起了干部群众的关注——天镇县纪委对县民政局前后四任局长及两任纪检组长进行了问责。

1名干部被查处,6名领导被追责。这样的结果,让许多党员干部感到震慑:一旦履责不力,终身难辞其咎。

这不是孤例。自2016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施行以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正在成为常态。

以上率下,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2017年6月,已经从民政部离任近1年的中央纪委驻国家民委纪检组原组长、国家民委原党组成员曲淑辉,受到问责处理——

曲淑辉的问题,出在担任中央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民政部党组成员期间。因“未按照党中央要求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对驻在部门所辖单位发生系统性腐败问题严重失职失责”等问题,她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

加上曲淑辉,民政部已有4名中管干部先后被问责。

2017年2月8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民政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和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窦玉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力被问责。

2017年4月24日,中央纪委再发消息:民政部原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陈传书工作严重失职失责被问责。

“以强有力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是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部署的七项重点工作之一。2017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六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释放了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关键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责任担当起来,严肃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保证。

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中央企业党组织问责所属企业党组织26个,追责534人;2017年1月至4月,天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失职失责问题87件,处理干部184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问责条例,责任意识切实增强,问责力度持续加大,“撒手锏”威力十足。

问责的板子打下去,责任的担子挑起来!“集团党委班子议事敢讲真话了、更务实了。在处理干部、追究责任时,集团党委敢担当了。纪委也比以前‘硬’了,敢抓敢管了……”一位国企老总的话,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较真碰硬,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2016年夏天,拟提拔为正厅级领导职务的湖北省仙桃市委原书记冯云乔(副厅级),还来不及走马上任,就被一纸问责通报“打回原形”。

冯云乔公示期到期后的第二天,仙桃市发生部分群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直到事发15个小时后,事态恶化,他才从武汉家中赶到仙桃现场处置,且在处置过程中还存在未检查督办应急处置措施落实情况、不按规定报送紧急信息等问题。

2016年8月2日,湖北省委决定,免去仙桃市委书记冯云乔职务,终止其提拔任用程序,另行安排工作。

失责必问!不因领导干部工作岗位或职务变动及退休等原因而免于追责。

山西省某单位党委书记潘某虽已退休,但在任期间,他对下属单位3名班子成员被终审判处刑罚后,未按规定及时给予党政纪处分。班子成员多次对其督促提醒,潘某仍无动于衷,后在巡视组督促下才组织研究,给予3人相应党政纪处分。对潘某严重失职问题及其他违纪问题,山西省纪委严肃追责,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降低其退休待遇。

追究主体责任动真碰硬,对监督责任缺失的,更是黑下脸来,毫不含糊。

2010年至2015年间,中煤地质总局收到信访举报288件,却无一起立案,未对一人作出党纪政纪处理;对大量应立案审查的问题,均以组织处理方式代替纪律处分。作为从事纪检工作十几年的纪委书记,总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郭守光不履行监督责任,有案不查、处置不力。2016年9月19日,国资委党委决定给予郭守光撤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处分,按部门正职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据统计,2016年以来,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2200余人,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20%。被问责的纪检干部中,纪委书记、纪检组长1400多人,约占64%。

对违规者最大的震慑,不在于惩罚的严酷性,而在于惩罚的不可避免性。“没有特殊情况、不搞下不为例,不因失责者职务高、要提拔、人数多,就缓缓手、放一马,而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体现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鲜明态度。”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完善配套措施,问责工作不断规范和完善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要把检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和监督执纪的重点。”

2017年7月3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张喜武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在张喜武的处分通报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表述:“违反工作纪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一段时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纪问题时,不仅对其存在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还对其在任期间,为官不为,对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疏于监督管理,履行主体责任严重缺位等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审查,并列为主要违纪事实一并予以追究。

“党委担当不够,纪委监督执纪问责不力”“‘两个责任’压得不实,执纪问责偏轻偏软”“‘两个责任’落实不够,执纪问责偏松偏软”……纵观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反馈,关于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履职问责情况的内容也已成为“标配”。

据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郑振成介绍,为保障问责条例贯彻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将问责工作纳入党委日常督查、巡视巡察、“两个责任”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规范和推动问责工作,中央纪委办公会研究调整问责信息统计口径。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出台贯彻问责条例的配套制度。截至目前,50多个省区市和中央机关出台了贯彻条例的实施办法,对问责主体、对象、情形、程序等进行细化。各地区、各部门还普遍建立了问责情况定期报告制度,每月逐级上报问责情况。

问责条例与其他党内法规相互呼应、相互配套,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得到充分释放。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必要时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则要求,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的,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规定处理。必须将这些党内法规贯通起来,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以强力问责倒逼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韩亚栋)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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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四川夏季会不会执行2.5天休假制度?省人社厅:可探索不会普遍推行

四川在线消息(张梦 记者 刘春华)我省夏季会不会执行2.5天休假制度?10月12日,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陈泉在省人社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各地各单位可以探索,但不会普遍推行。

陈泉说,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夏季弹性作息进行了探索,引起社会舆论关注。201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依法规范夏季作息安排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电〔2016〕5号),对夏季作息安排做了明确规范。国办发电〔2016〕5号指出:安排夏季作息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各地不得随意调整工作时间,不得直接把周五下午工作时间安排到其他工作日中;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纳入议事日程,制定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或实施计划,并抓好督促检查,确保广大干部职工的休息休假权益得到落实;依法优化夏季作息安排。职工要求安排夏季休假的,各单位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以安排职工轮流调休。对于将周五下午休息时间计入带薪年休假或法定节假日时间的,要统筹考虑政府工作、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利益,不能简单从带薪年休假或法定节假日中扣除;此前已自行探索开展夏季作息的地方要按本通知要求进行规范,确保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经营秩序;对于其他季节的休假,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通知精神统筹安排。

我省将按照国办发电〔2016〕5号精神,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来源: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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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印度经济陷入低谷 增长率落至三年最低

人民网讯 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经济急剧放缓,今年四至六月的这个季度,印度经济增长率为5.7%,增速为三年来最缓慢的。

孟买的评级机构“克里斯尔”的首席经济学家D·K·乔施说:“有理由担心的是,印度经济放缓的速度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期”。 经济放缓引发批评人士指责莫迪政府经济管理不善。人们主要关注打乱了去年经济的措施。批评人士抨击政府在去年11月为清除假币而实施的货币兑换政策,他们认为,此举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使企业业务放缓,对依靠现金的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今年七月,印度落实了推迟已久但广受欢迎的一项税务改革,就是为清理复杂的税务体系、方便商业往来的所谓货物和服务税。但是很多人担心,落实过程中的缺陷和多重税率,给疲于应对新系统的企业制造混乱。

经济学家指出,数月内接踵而至的货币更换和货物服务税,事实上使去年已经开始减速的经济各领域进一步急剧放缓。淡的数字敲起警钟,人们担心印度重返高增长的道路可能会很艰难。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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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代表作可替代论文”,职称改革这步棋下得挺妙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近日发布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打破职称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职称论文“一刀切”等条条框框,对不同人才制定不同标准,全面推行代表作制度,支持人才自选代表性成果代替论文。

记者了解到,此次改革是自1986年职称改革以来,本市再次启动的职称领域重大改革,涉及全市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

相比于传统的论文、论著,《意见》所界定的代表作范围极为广泛,专利、项目报告、研究报告、理论文章、决策咨询研究报告、精品课程、教学课例、疑难病案等应有尽有。

可以说,凡是在本行业内,自己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代表作以代替论文。如此颠覆式的松绑,对于深受论文之苦的参评者是莫大利好。

论文,一直是众多参与职称评定者的心头之痛。一项最新调查发现,27.6%的教师认为职称问题给他们带来了繁重压力,19.7%的教师认为发表论文给他们造成重压。论文成为一道横亘在职称评定路上的栅栏后,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跨越。

在强大的需求压力下,各种乱象就会应运而生,比如,聘请枪手一条龙服务、复制粘贴式的抄袭、花钱购买刊物版面等,既催生了论文行业的虚假繁荣,也带来行业腐败,以致假期刊、鸳鸯刊等乱象层出不穷。

北漂高中毕业生李朋阳,就曾仿冒知名医学杂志制作假刊,3年间以帮发论文为名骗取全国884名医生200万余元。

为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也形成了巨大的泡沫。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好论文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为了晋升职务、评定职称和争取项目经费的无效论文。

严格意义讲,代表作是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成绩的体现,打上了个人鲜明的职业特性和个人特征,其佐证和证明效力并不亚于论文。与此同时,代表作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又是论文所不具有的。从这个意义看,用代表作替代论文,形式灵活且简捷有效,可以说,职称改革这一步,走得好。

2015年,人社部、卫计委联合发文要求县级及以下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时,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从“不考英语计算机”到“代表作可代替论文”,职称改革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兴利去弊成效明显。

代表作可替代论文是职称改革的必要之举,其所释放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给职称评定松绑,更在于解除了人才评选的制度枷锁,让他们在既有的岗位上走得更加坚实。也惟其如此,被破坏的学术生态才能得到还原。

□堂吉伟德(职员)

责任编辑:张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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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打捞红军遗骸“骨语者”李法军:“人骨鉴定就是与生命对话”

红色的桌布上,大大小小的骨头码放整齐,一名戴眼镜、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左手托起一片头盖骨,端详地出神。

这是广西灌阳县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中年男子名叫李法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所从事的研究,是通过散落的、几乎已成碎片的遗骸,解读背后的身份信息和生前遭遇。

人骨鉴定是一门小众学科,“骨语者”李法军也常显得神秘---有时,他会在实验室里,与一堆人骨呆上一整天。在接受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采访时,李法军表示,人骨鉴定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研究,对于人骨,自己始终心怀敬畏。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法军。

“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

重案组37号:什么情况下参与到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中?

李法军:了解到这件事,是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当时应该是9月13日。那时就想,如果能够参与到其中,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本次参与打捞研究的广西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珍,是我的同校系友,两天之后就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与鉴定。随后,我带着4名研究生就到广西的现场去了。

重案组37号:动身之前有做什么准备?

李法军:因为是电话沟通,所以我简要了解了一些情况,比如井下情况的相关数据,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照。此外,我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测量工具、手套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考虑到遗骸在水下,骨骼会比较散,所以带了一些黏合剂。

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这些是常年都备好的,装了一个拉杆箱。

重案组37号:到现场前,对即将开始的工作有什么预判?

李法军: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我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重案组37号:现场实际情况,与预判出入大吗?

李法军: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只有等稍微干了后再处理。

重案组37号:鉴定过程中,最难做的部分是什吗?

李法军: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很难。

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重案组37号:最终的遗骸数量如何确认?

李法军: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根,右侧8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8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重案组37号:骨骼散落是难度比较高的情况?

李法军: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来广州之前,我曾在北方工作6年左右。南北方土壤成分不一样,导致埋藏环境有差别。北方土壤偏碱性,有利于骨骼保存;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上骨头本身钙质比较多,所以在南方很难获取完整的骨骼。这就导致,在北方使用的方法,到南方就不适用。

重案组37号:一根一根整理碎骨,会不会很枯燥?

李法军: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因为人骨鉴定是考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过来的,在这片土地上不同区域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发展的。我比较关注自然进化史和人类社会的发生、进化的相关性问题,比如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是怎么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劳作,如果要研究这一领域,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重案组37号:骨头上能够保存什么信息?

李法军:比如种族特征,人类吃什么和怎么吃,都能通过对人骨的研究来破解。前者牵涉到食物来源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通过牙齿本身的磨耗水平和特点,加上对骨骼进行化学分析,复原出族群的食谱。

这项研究的原理是,比如说,狩猎采集的人,与农业生产的人由于饮食等多个因素差异,在骨头上也会体现出差异性。以前我们做种族研究,是用尺子测,导致很多边缘特征被忽略。但是在引入人骨鉴定后,可以通过几何形态测量。

“仪式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

重案组37号:人骨鉴定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李法军:有一门学科叫法医人类学,就是通过人骨等的研究,很精确的判定尸体性别和年龄。我之前在北方工作,以及后来在广东工作,都与警方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成果上,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个头颅,重建一个完整的“人”出来,包括身高体重和身形等特征,为公安机关寻找尸源提供支持。另外还有一种应用形式,就是人像复原。到现在,我还与警方经常保持联系,也会参与到一些刑事案件的侦破中。

重案组37号:这些应用场景,是你从事人骨鉴定的动力?

李法军:我在实验室,有时候可以呆一整天不出来。一接触到人骨,整个人都能安静下来。对于人骨,心里有敬畏,敬畏的东西你就不会去亵渎,也不会去造假。对待每一块小碎片,会尽最大努力进行复原,尽量去重建,因为这些碎片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重案组37号:这样的研究过程,似乎很有仪式感?

李法军:仪式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因为你在跟一个生命对话,而不是一根骨头。比如我们的实验室每天都要打扫,因为保存的是人类的骨骼,需要这种敬畏感和仪式感。有时候,我会把9岁的女儿带到实验室,让她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去认识生命。

重案组37号:在你心目中,这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法军:这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而且目前在这一领域,我国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有的时候会有孤独感,因为从事的毕竟是比较小众的工作,会听一些西方古典音乐解压。

现在除了上课,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跑一跑,与各个省的考古部门联系,有新的发现公布,也会去调研,为的是保持学术敏感性。

新京报记者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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